14亿人，该有多少律师？

目前我们律师人数接近70万。如果按照美国的经验，我们应该有500万律师，似乎缺口很大；可如果按照日本的经验，我们只需要20万律师，已经严重超标。

站在律师的角度，案子当然是越多越好，最好每天醒来，自己床前都有一群人在排队等着去帮他们打官司。

但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，案件数量不可能无休止地增加，或者说，大量案件没必要进入诉讼程序。

官方对此有过明确表态，原话是：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‘诉讼大国’。我国有14亿人口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，那必然不堪重负！

01  当前，法院系统早已不堪重负。

2022年，全国法院受理案件3300万件。

2023年这个数字突破4000万，全国法官年人均办案量已达357件。这意味着，就算全年365天无休，每位法官每天也要审结一个案件以上，还不包括多次开庭的。

法官员额制的背景下，如果任由案件数量继续这样持续增长下去，不仅法院系统不堪重负，也会有更多人被带入诉讼程序，这是一种负担。

对于大部分民事案件来说，诉讼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。

这是官方大力推广“枫桥经验”的初衷，也是法院建议诉前调解的缘由：如果能通过调解化解矛盾，就没必要通过诉讼解决。

时不时看到律师对诉前调解制度诟病，建议取消“强制”诉前调解的政策。他们认为，所谓的诉前调解，实际上是法院为了延迟立案。

之所以持有这种片面看法，是因为对政策不了解。

诉前调解制度的设立，根本目的是为了减少诉源，通俗地说就是为了案子少点。或许又有人会认为，这是法院为了减少工作量，这种看法还是仍然比较片面，减少法院工作量、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固然是目的之一，但还有一个目的是减少群众诉累。

那些期待取消“诉前调解”政策的律师们还没真正意识到“枫桥经验”和“诉前调解制度”意味着什么。

法官数量是稳定的，而且工作量已经饱和，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系统崩溃，必须控制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：要么在基层化解矛盾（枫桥经验），要么通过诉前调解化解矛盾。

此时，唯独律师人数不断增加，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。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，律师获取案源的难度会越来越大。

02  律师人数饱和了吗？可以说已经饱和了。

14亿人应该有多少律师？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。

从市场角度来看，当然可以任由律师人数无限增加，自由竞争，谁的服务好，谁的价格低，谁就能生存下来。

这会带来两个问题：一是服务质量下降，影响律师行业形象；二是某种情况下，从事律师职业的人越多，诉讼案件越多，因为律师们偏向于鼓励人们通过诉讼解决矛盾。

说到律师人数，很多人喜欢拿美国做对比，说美国3.3亿人口，律师有130万，我国有14亿人，律师才70万。按照每万人律师数，美国是我国的7.5倍，所以我国律师数量还有很大增长空间。

可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决定了，我国律师行业的发展不可能沿用美国模式。

很多人认为美国人喜欢打官司，这是一种误解，没人喜欢打官司，但美国人不得不打官司，他们已经被庞大的法律系统绑架了。

首先，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，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法律，法律制定者们在制定法律时把法律条文搞得繁冗复杂，以至于只有对法律精通的专业人士才能搞懂那些条款。

另外，美国是英美法系，采用判例法制度，庭审采取当事人对抗制度，对原、被告的要求很高，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和长期实践的人，基本上难以应对庭审中的激烈对抗。

所以在美国打官司如果不请律师，败诉概率极高。这决定了美国律师不仅有市场，而且价格昂贵。

带来的结果是，虽然在美国律师是高收入群体，但是律师的职业形象往往和唯利是图联系在一起。

（马斯克批评律师）

就律师的重要性而言，我国是大陆法系，采用成文法制度，庭审中法官负责对证据的真实性把关，并决定案件的判决，律师对案件的把控不如英美那么显著。

因此在我国的诉讼体系中，律师的重要性不像英美体现的那么明显，哪怕是刑事案件，也有很多人不请律师。美国的律师人数没有任何参考意义。

我们也不会允许成为美国那样的诉讼大国，大事小事都要去打官司。

如前文所说，员额制下，法官数量趋于稳定，每位法官的业务量也已经趋近饱和。这种情况下，诉讼案件数量不可能无休止地增加，蛋糕就这么大，律师再增加，只能摊薄每个人分得的蛋糕。

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服务市场就这么大了。

经济体量不断增加，矛盾纠纷也必然增加，因此诉前调解、法律咨询这些不需要律师出庭的业务还将持续增加。

对于大部分事实清楚、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，它们只是需要有法律专门知识、可信赖的机构和人组织当事双方进行调解，而不需要进入诉讼程序。

这给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了新的就业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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